9月12日，中国建筑师张轲荣获阿尔瓦·阿尔托奖，成为获颁这一国际建筑界重要奖项的首位中国人。
阿尔瓦·阿尔托奖创立于年，以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卓越贡献。奖项不定期颁发，表彰世界各国在创新建筑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个人和机构。张轲是第13位获此殊荣的建筑师。
本刊曾在张轲斩获年阿卡汗建筑奖后对其进行过专访，今日重发此文，以便更多人能了解张轲和他的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
（原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年第44期，标题为《胡同里的微型城市化》）
中国建筑师、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荣获阿尔瓦·阿尔托奖
茶儿胡同8号院，王大爷正在院里忙活着什么。他身上的藏蓝色卡其布上衣还齐整，头发却很长时间没打理，一绺一绺地垂在谢了顶的脑袋周边，有些实在太长了，就干脆在头顶绕一个圈，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意思。
“我不搬走，东西太多，麻烦。”他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几个塑料袋，把里面的零碎物件一个一个拿出来，在院子平台上摊开，重新分类，再心满意足地系上口。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在无形中宣示着对这块地盘的所有权。他从小住在附近胡同，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和这院的一户人家换了房，搬过来已经30多年了。
王大爷是前院唯一的住户了。他的屋子朝南，占了正房三分之一的面积。院子里还有一间几十年前的加建，当作厨房和杂物间。属于他的这几间，一直顽强地保留着原貌，他不让动，因为只要墙的厚度改变一点，面积就可能差一平方米，损失就得几十万元。其余搬走的几户空出来的房子，被张轲重新改造了。有意思的是，外人很难一下子分清哪间是旧的，哪间是新的，因为院子的格局没变，外表看仍然是斑斑驳驳的灰砖，甚至大杂院里各家各户加建的厨房也都没拆。
“原来这里是座庙，所以比别的院子大，解放后住了十几户呢。”王大爷说。果然，门楣上还保留着“重修灵鹫寺”字样，咸丰年间重修的，据说原建于明朝。王大爷住的正房，原来是庙的正殿，房瓦和木架经过整修后，显出巍峨的气度。院里还放着一个圆柱形石墩，是原来观音像的底座。“‘文革’时‘破四旧’，观音像被砸了，就剩这个观音座了。”王大爷告诉我，它有镇宅作用，不能挪出这个院子。
占据院子中央的是一棵老国槐，高度早已超越了屋顶，枝叶繁茂，四向伸展，护荫着整个院落。这棵树是小院历史最长久的见证者。老人们说，庙还没建的时候，树就在了，如今是大栅栏地区五棵一级古木之一。即便在人口急剧增长的年代，十几户人家在院中间加建厨房，这棵树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动摇。改造前，粗壮的树干被几家人的厨房包围着，它们在不同高度的枝丫下方，高高低低地错落排布。
“微杂院”中央是一棵几百年的老国槐，繁茂的枝叶护荫着整个院落（苏圣亮摄/标准营造供图）
年张轲受西城区政府邀请，在大栅栏区域选一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棵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我进去的时候，一多半的人都搬走了，院子里污水横流。但是那棵老槐树太漂亮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一个象征。”在张轲眼里，这棵树为院子增添了不少灵气，而且还带来一种文化隐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槐树”与知识、学习联系在一起。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说“第一所学校始于一棵大树下”，孔子更是在槐树下授课讲道。原来绕树而建的几间小厨房，错落堆积地像是几级台阶，张轲索性就改建成一个锯齿状的不规则空间，外墙也是台阶，可以上到一个平台，高度在屋顶之上，树冠之下，周围是起伏的灰色屋顶。平台上用粉笔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格子，显然已经被胡同里的孩子们占领。
就像“微杂院”这个名字所传达的，张轲介入改造的方式很微妙。他认为，之前的改造，不管是保护还是开发，第一件事都是把加建部分先删除，而“微杂院”是先把它们保留，然后有一些修复，有一些改建。在他看来，它们正是同院居民互相博弈和妥协的产物，最终的结果是在不大的边界范围内，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丰富的社交网络。材料上也尽量不着痕迹，选用了北京本地回收的旧砖和一种“墨汁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是张轲发明的，顾名思义就是在混凝土里加入墨汁，让颜色更灰暗，再采用和砖同样宽度的模具，在视觉上就和灰砖非常接近，带来一种新旧融合的效果。
“微杂院”保留了居民的加建，正是它们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社交网络（标准营造供图）
因为不远处就有一所炭儿胡同小学，张轲将改造后的“微杂院”定位为一个儿童活动空间。旧的空间和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绕树的几个加建厨房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展厅；南房剩余空间被设计为一个舞蹈教室；东厢房的坡屋顶下安插了一个儿童图书室，开了全景窗，加宽的窗台模仿了台阶的形式，可以当作阅读时的座椅和书桌，也可以爬坐到窗台上看外面的院子。
儿童图书室有大大的全景窗，可以当作座椅和书桌，也可以爬坐到窗台上看外面的院子（王子凌摄/标准营造供图）
住在斜对面茶儿胡同9号院的海大爷拿着一串钥匙走进来，他是“微杂院”的兼职管理员。他更关心胡同里的生活需求，听说张轲之后还想搬进院子一个集成卫生间、厨房、洗衣机等的功能模块，有些不同意见。“关键是厨房弄利落了，卫生间倒是无所谓。现在住胡同里，用不了两分钟就能走到公共厕所，挺好。要在院里搞，一个院子总有好几户，厕所不可能一户弄一个。只有一个的话，将来卫生谁搞？就会制造矛盾。”当然茶儿胡同改造已经带来不少变化。“胡同里过去都没人扫，把垃圾‘噗’地往门口一扔，就不管了。现在打扫干净了，有了垃圾桶，他即便要扔，也得琢磨琢磨，不可能满大街扔。是这个道理吧？”他悄悄跟我说，王大爷之前那件衣服都穿得像油毡一样了，院子里来的孩子和游客越来越多，他不也换了件干净的？
在张轲看来，留在胡同里的居民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王大爷这样的，没有能力搬走。他单身，只有这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能拿到的补偿也就多万元，这些钱他能买到什么？能在市中心生活方便的地方买一套房子吗？还有一种是像海大爷这样的，他是回民，在9号院有三间房，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四代，离不开了。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和老两口住，儿子在顺义上班，从这边坐公交和地铁更方便，而5岁的孙子在牛街上幼儿园，在骑车半小时以内的距离。如果搬走，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房，就得搬到五环外，比住在这差远了，不方便，还贵。还有第三种人，租住在胡同里，做点小买卖，他的孩子可能也在这附近上学。张轲说，他在“微杂院”中试图实现的目标就是共生，不仅是空间上的共生——城市过去和现在的共生；原有主体建筑和居民自发加建的共生；院落中新功能和原有居住功能的共生，更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共生——院内居民和周边居民、社区居民和外来参观者的共生。
为了居民之间的“共生”，张轲找到居委会帮忙，还争取到社区内一个建于明朝的清真寺的支持，海大爷就是清真寺的阿訇推荐来做管理员的。海大爷告诉我：“附近有琉璃厂，那是过去为盖皇宫烧琉璃瓦的。我以前工作的饭馆就在西琉璃厂，挖防空洞时挖到一米多深，发现都是碎琉璃瓦。这条胡同原来叫‘柴胡同’，就是为烧琉璃瓦存柴火的地方，民国时才叫成‘茶儿胡同’了。”他说，前门大街东侧一整片全拆了。西侧大栅栏地区启动晚，不让拆了，才保留了。“再拆，北京城就没了。”
旧的空间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王子凌摄/标准营造供图）
海大爷告诉我，这些大杂院里的加建，也有40多年了。“最早的四合院里，厨房卧室带茅房全在一间屋里。夏天就在窗台上支个锅，冬天在屋里做饭。这种单独的厨房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开始搭地震棚，后来变成厨房。家家都盖厨房，你也弄一间，我也弄一间，就这么起来的。”在张轲眼里，这些加建也已经变成了当代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胡同最吸引人的是每户居民都进行了更改，以适应他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把它直接恢复到年前，那也是假的。你能想象在罗马去拆毁一座美丽的建筑，只因为它在几百年前未被授权吗？它存在了，就有它的价值，不应该是简单地抹掉以后再美化。”
关于微杂院日后的使用，张轲曾在社区里做过调查，很多人都说想让孩子学英语。他觉得，那太简单了，很多志愿者就可以教。但真正运营起来却没那么简单。比如费用，有人建议在利用场地进行教学的时候，对参加者收取很低的费用，把老师的课时费抵消掉，可是张轲比较理想化，不想对居民和场地收取一分钱。不过海大爷5岁的小孙子已经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了，他自称“队长”，会跟小朋友们说，进这边要脱鞋，进那边要关门，书看完要放回去。胡同里的孩子们也都下意识地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了。
茶儿胡同8号的“微杂院”是张轲在胡同里的第二次实践。在此之前，他还在杨梅竹斜街上做了“微胡同”项目，是把两个大的杂院分成七个窄条的院子，分别进行整理。在其中的一个院子里，他将40平方米的老房子改造成一个被五个房间交错围绕的庭院，试图从内部生长出异质的新空间，给新来的人使用。相比较而言，微杂院是更微妙的，是对一些原来居民创造的东西进行细微的改造，跟居民共生。之后又在白塔寺区域的宫门口四条36号改造了一个院子，在内部加入一个极小化的卫生间、淋浴、厨房等的集成模块，解决的是每一个细胞的问题。
“微胡同”主体建筑及内庭院（吴清山摄）
“‘微杂院’入选，是因为它体现了传统北京胡同院落里的现代生活。”本届阿卡汗建筑奖（AgaKhanAwardforArchitctur）组委会指出。这一奖项由阿卡汗四世于年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肯定并鼓励那些成功诠释穆斯林社会的需求与期许的建筑概念”，尤其在这个西方文明以现代化的名义席卷全世界的年代，期望建筑师从解决实质问题出发，协调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实现对本地区建成环境的保护和创造。对“微杂院”的评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标准：“微杂院为老建筑的重新利用提供了一条参考道路，甚至可以为容纳创意内容、提供公共或私人交替使用功能的微型城市化，创建一种新型模式。”
跳出“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对话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
我是在北京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的标准营造事务所见到张轲的。这个位置处在旧城和新城的交界地带，离他所做的几个胡同项目也都不远，他常常沿着二环路坐上地铁，再走几步路，就到了胡同。他的这间事务所也像是在胡同文化里长出来的——灰砖包裹的三面长条形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站在会议室长达12米的大玻璃窗前，可以看见整个庭院。院子里种了30多棵树，都是张轲自己选的，他说：“现在还是树叶基本都绿的时候。你看那棵白蜡昨天开始变黄了，可能再过一周，所有的白蜡都会变成黄的，再过两周，所有的枫树就全变红了。之后会持续一周，灰砖地面上这边一地红叶，那边一地银杏叶。这种季节变化的存在感，是可以通过植物的形态和气味变化强化出来的，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胡同在今天存在的意义。”
阿卡汗奖得主、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蔡小川摄）
三联生活周刊：“微杂院”不太像是一个传统的建筑项目，而更像是以胡同为切入点，探讨北京旧城改造的新的可能性。你对这方面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轲：最早是在清华大学时的硕士论文，我写了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sCorra），他的研究是从城市设计角度，怎么为穷人做设计。他用一种草根的视角去看城市，其中有一项对孟买的研究，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就是孟买有些人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住怎么办，这在贫富差距严重的印度是很真实的问题。查尔斯·柯里亚在人行道边上做了一个台子，让没有房子的白领晚上睡在这里，第二天早上又可以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上班。一定程度上，他唤起了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对社会的清醒看法，开始对城市发展模式感兴趣。我在论文里提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隐喻，就是我们的城市可能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似的，会有一种慢慢加热，慢慢毁灭的过程。它不像战争时期被炸弹炸毁了那种强烈的感受，而是在你觉得越来越轻快、越来越舒服的同时，文化被毁掉了。当意识到想要跳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煮得瘫软，跳不出来了。
当然这是一个挺悲观的故事。等我1年赢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国际竞赛，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想法就有些变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很糟糕，但它不可能更糟糕了，只可能变得更好，所以建筑师是可以做点事的。
三联生活周刊：“温水煮青蛙”的隐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实的？
张轲：我写那篇论文是在90年代中期，其实当时没想到旧城的破坏会那么严重，胡同里的大拆大建是在0年以后。当时有一个历史文化区域保护方案，划出了被保护的“二十五片”，但只占旧城区域的17%，剩下的区域里面其实胡同也还是完整的，为什么不被保护呢？在实际操作层面，就等于为“非保护区”的开发开了绿灯。现在看，北京旧城拆迁的损失，其实比拆城墙要严重得多。当年城墙被拆了，旧城还在，是在最近十几年才拆的。我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看到，北京目前仅存的胡同区域已经极度支离破碎了，仅仅比17%的“保护区”范围大一点点，就像昨天刚刚被人扔了炸弹。
过去30年北京旧城改造的模式，大多是整片区域、整条街巷的改造，其规模尺度的“大”是一个共同点。政府主导的项目是没有“足够资源”去知名白癜风医院白癜风是怎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