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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名、病因病机、辨证治疗三个方面总结历代医家对伏暑的认识。伏暑的发病与邪气性质、正气强弱、季节时令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历代医家分别从辨邪气性质、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不同辨证体系进行治疗。

[摘要］从病名、病因病机、辨证治疗三个方面总结历代医家对伏暑的认识。认为伏暑起源于《黄帝内经》，《丹溪心法附余》最早将伏暑定为病名。直至清代各医家才明确认识到，伏暑是由于夏月摄生不慎，感受暑邪，潜伏体内，至秋季为时令之邪所引发的一类温病。伏暑的病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种，而外因又有先因与诱因之分，伏暑的发病与邪气性质、正气强弱、季节时令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历代医家分别从辨邪气性质、三焦辨证、脏腑辨证等不同辨证体系进行治疗。辨伏邪的性质需先辨明是暑热还是暑湿再分虚实，三焦辨证是以三焦为纲分别对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伏暑加以论治，脏腑辨证则是根据邪气所伏脏腑之不同分别探讨相应治法。

中医对伏暑的认识起源于《黄帝内经》，直至明清才逐步发展完善。伏暑以伏气学说为理论基础，体虚邪伏为发病特点，表里同治为治疗原则。笔者通过发掘考证相关医籍资料，从病名、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三个方面加以整理，探讨如下。

“伏暑”一词从宋代一直沿用至今，流传甚广，历代医家对前贤理论的解读也有所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故不同医家对伏暑含义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纵观各医家有关伏暑的著作，将“伏暑”在古代医书中的含义总结如下：一指病名，指发于深秋至冬月的伏气温病；二指病因病机，如清代陆廷珍《六因条辨》指出：“四时伏气，皆能为病，即伏寒、伏风、伏燥，皆可与伏暑立名主病。故春温为冬令之伏寒，肠风为春令之伏风，疟痢为夏间之伏暑，咳嗽为秋天之伏燥，以类而推”；三指节气，如清代李学川《针灸逢源》曰：“针灸诸病，从未有以时令拘也，而世俗专泥于伏暑之月”。本文所研究的伏暑是指其作为疾病名称而言。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的论述，是对暑邪可以内伏发病的最早记载。《内经》中所说：“逆夏气则伤心，内舍于营，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是也”，为《内经》所论“伏暑内发”及“伏暑晚发”的明文，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伏暑之名。“伏暑”一词首次提出是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丈夫妇人伏暑，发热作渴，呕吐恶心，黄连一味为丸”“水浸丹治伏暑伤冷，冷热不调，霍乱吐利，口干烦渴等”，但其所论之伏暑是指病因而非病名。

明代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最早将伏暑定为病名。李梴《医学入门》曰：

“每于夏月后发者，为伏暑也”，又有“伏暑，即冒暑久，而藏伏三焦肠胃之间”，明确提出了伏暑病名。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进一步总结论述“暑邪久伏而发者，名曰伏暑”，则是对伏暑更为精简的解读。

伏暑学说的发展相对缓慢，直至清代各医家才对其因、证、脉、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伏暑是由于夏月摄生不慎，感受暑邪，潜伏体内，至秋季为时令之邪所引发的一类温病。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此非伤寒暴感，皆夏秋间暑湿热气内郁，新凉引动内伏之邪”；石寿棠《温病合编》曰：“不即病者，其邪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盖气虚不能传送暑邪外出，必待秋凉金气相搏，暑无所藏而后出也。其有气虚甚者，虽金风不能击之使出，必待深秋大凉，初冬微寒，相逼而出，名曰伏暑”；吴鞠通《温病条辨》进一步明确为：“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林佩琴《类证治裁》：“秋发为伏暑，初由口鼻吸受，继而内结募原，至伏邪为新凉引动而发”，是对伏暑的详尽论述；曹炳章在《暑病证治要略》中：

“凡温热、瘟疫、温秽、瘴气一切不正之气，皆能从口鼻而入。不即发者，隐伏于膜原三焦，至深秋初冬而发，即名伏暑”，进一步深化了对伏暑病因的认识，是对伏暑更加全面的总结。

此外，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

“温热，伏气病也，通称伏邪……发于秋者，曰秋温，或曰秋时晚发，或曰伏暑。发于冬者，曰冬温，或曰伏暑、冬发”，是以季节时令别其病名。同时，伏暑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异名，如吴坤安《伤寒指掌》：“晚发者，夏受暑湿之邪，留伏于里，至秋新邪引动而发也”中的晚发即为伏暑；雷丰《时病论》：“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于当时；其邪微，发于秋后，时贤谓秋时晚发”，这里的秋时晚发即为伏暑。

综上所述，《内经》中已有暑邪伏而为病的记载，“伏暑”一词始见于宋代，但其为病因，明代伏暑病名首次正式确立，发展至清代伏暑学说日益完善，并出现异名。

历代医家对伏暑的认识基本都是以《黄帝内经》“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伏气学说为基础，遂将本病归属于伏气温病的范畴。其病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种，而外因又有先因与诱因之分。

伏邪说虽源于《内经》，但“伏邪”一词首见于晋代王叔和的《伤寒例》，指出：“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这是对《内经》中伏邪致病认识的继承和发挥，但其以伏寒化温为主导思想，属狭义伏气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温病学家对伏邪学说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直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伏气学说逐渐突破单一的伏寒化温说，开始用来解释伏暑的特点。温病医家认为伏气是感受外邪藏伏于体内过时而发的温病，伏邪按其病变性质分类，则不外温热性和湿热性两大类。伏暑多属湿热性温病。而由于感邪性质和伏邪部位不同，伏暑发病又有两种类型，即暑湿郁伏气分，因时邪引动，发病证候表现为卫气同病，病势较轻；暑热郁伏营分，因时邪引动，发病证候表现为卫营同病，病势较重。

2.1伏邪

宋代史堪《史载之方》：“忽有人之脏腑根本实热，却因履天暑，冒大热，骤入凉处，顿饮凉水，寒气胜，畏其热气，阴阳相伏，阴气固而不散，阳气伏而不动，其病结为一块，伏在胸中，此病名为伏暑者也。”指出人当夏日，阳气外浮，对此《内经》中有“暑当于汗皆出，勿止”的论述，而其人却骤入凉处，将汗误止于内，故感暑邪而留伏于内，结于胸中，发为伏暑。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首立伏暑定义：“暑邪久伏而发者，名曰伏暑。”明确指出暑邪是伏暑的病因。清代薛福《瘦吟医赘》：“伏气有二：伤寒伏气，即春温、夏热病也；伤暑伏气，即秋温、冬温也。”这里的“秋温”“冬温”，实指“伏暑秋发”“冬月伏暑”，与新感温病中感燥邪而发于秋季的秋燥和感风热而发于冬季的冬温，名同而义别，其病因为伤暑伏气。清代曹存心《曹仁伯医案论》曰：“伏暑晚发之病。暑邪者何？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气交之中，无隙可避，感而受者。假使发于当时，其邪易达，其气未深耳。惟深伏三焦，直至秋晚而发，道远气深自内达外，焉得见轻。”提出暑热之邪，夹杂湿气，缠绵于内，病势较重。雷丰《时病论》曰：“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于当时；其邪微，发于秋后。”其认为所受暑邪较轻，不致立即发病，故能内伏而后发。俞根初《重订通俗伤寒论》指出：“邪伏膜原，外寒搏束而发为实证，邪舍于营，外寒激动而发为虚证。”强调病邪伏于膜原，并说明发病有虚实之分。

2.2正虚

《内经》曰：“至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皆体现出人体正气的虚实对发病的影响。清代吴鞠通通提出气虚是导致伏暑的重要内在因素，“长夏盛暑，气壮者不受也；稍弱者但头晕片刻，或半日而已；次则即病；其不即病而内舍于骨髓，外舍于分肉之间者，气虚者也。”清代石寿棠认为阴液亏损是伏暑邪气内伏的前提，《医原》曰：“伏暑及伏暑晚发……推此病之由，总缘阴虚之质，夏月汗多伤液，内舍空虚，阳浮于外，暑湿合邪……秋来阳气渐敛，邪与正争而病作矣。”清代吴达则认为，伏暑的发生，首先以中气虚馁为依据，《医学求是》指出：“湿热之邪，人多受之，未必皆成伏暑证也……至其人中气素馁，或劳倦伤中，湿热易于内蕴，致为偶受寒邪，新凉外逼，内邪被逼而动，内外合邪，发为伏暑”，同时也指出所受伏邪为湿热之邪。清代柳宝诒《温热逢源》：“伏温之邪，冬时之寒邪也，其伤人也，本因肾气之虚，始得入而据之”，其认为肾气虚是邪气伏留的先行条件。

2.3时令诱发

叶香岩先生提出：“伏暑内发，新凉外束，秋冬之交，确多是症，或因秋燥，或因冬温，触引而发者，数见不鲜”，他认为外感凉燥、冬温是伏暑发病的诱因。对此，石寿棠也有相似论述：

“伏暑，乃暑湿交合之邪，伏于膜原，待凉燥而后激发者也”。吴鞠通则有“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冬日发者尤重”的论述，说明发病节气的不同，是伏暑的诱发因素。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伏暑症，暑久伏病也……若热毒之气既已受之，或为些小风寒所固，此毒遂渐渐入内，伏于三焦肠胃之间，或秋或冬，久久而发，此暑毒伏于人身之内”，则指出热毒为所伏之邪，伏邪日久入内，因时引动，而令人发病。

通过对历代医家理论的梳理，可以看出伏暑发病与邪气的性质、正气的强弱、季节的时令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夏季感邪，邪微正衰，邪轻不足以即发，体弱不足以抗邪，故邪气能潜伏于体内，迁延日久，耗伤正气，正邪消长，此时受时令邪气侵袭，则诱发为伏暑。

《内经》有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说明体内之暑邪可随汗而出，这是对伏暑治疗的最早论述。随着历代医家对伏暑认识的不断完善，将其病因病机主要归于正虚邪伏、时令诱发，对伏暑的辨证治疗也随之逐步扩充。

3.1辨伏邪性质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曰：“认明暑湿二气，何者为重？再究其病实在营气何分？大凡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者火旺，邪归营分为多，阳虚者湿盛，邪伤气分为多”，指出当先辨伏邪是暑热还是暑湿，来确定邪在气分还是营分。《重订通俗伤寒论》中提出：“春夏伏气温热，秋冬间伏暑晚发，其因虽有伤寒伤暑之不同，而其变蒸为伏火则一，故其证候疗法，大致相同，要诀在先辨燥湿，次分虚实”，指出先辨伏邪属燥属湿，再辨虚实。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曰：“先论湿火之症治。凡湿火症，发于夏至以前者为湿温，夏至以后者为湿热，发于霜降立冬后者为伏暑挟湿，其邪必伏于膜原，内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其人中气实，而热重于湿者，则发于阳明胃肠；中气虚，而湿重于热者，则发于太阴肺脾。初起邪在气分，当分别湿多热多”，指出可根据病位，确定伏邪的性质。

3.1.1暑热夏季本易感受暑热邪气，如明代武之望《济阴纲目》：“伏暑者，暑热之气因时感冒，伏于心胸之间，以致正气郁闷，上下不得宣通，遂令闷绝而死，有如尸厥之状，所谓中脘闭结，三焦不通者是也，暑月长途，往往有之，切不可补。”对此，明代戴思恭《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指出：“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内外俱热，烦躁自汗，大渴喜冷，宜香薷饮加黄连一钱，继进白虎汤。”指出暑热邪气伏于内，会出现发热烦躁、口渴喜冷饮等症，方用香薷饮，《证治准绳》中也有相似论述。

清代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指出：“人受暑热之毒，栖伏三焦胃肠之间，久久而发者，为伏暑”，提出暑热之邪，易伏于三焦胃肠。雷丰《时病论》：“伏天所受之暑者，其邪盛，患于当时；其邪微，发于秋后，时贤谓秋时晚发，即伏暑之病也”，此述“暑邪”，系指暑热而言。且伏邪日久易于从化，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中指出：“风寒暑湿，悉能化火，气血郁蒸，无不生火。”可见暑邪久伏不解，郁而化火是其必然趋势。

3.1.2暑湿明代王纶《明医杂着》：“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指出：“凡治中暑病，不兼治其湿者，医之过也。”叶天士《幼科要略》认为“长夏受暑，暑必兼湿。”王孟英则认为：“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夹湿……而治暑者，须知其夹湿为多焉。”可见古代医家对暑邪为患多易夹湿，持基本一致的观点，湿性黏滞，易乘虚潜留，《医原》指出：“湿多者，无烦渴热象，天气为湿阻遏，不能外达下行，则必凛凛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痞者，湿闭清阳道路也；午后寒热，状若阴虚者，申、酉、戌时，金气主令，又湿邪本旺于阴分也；小便短涩黄热者，肺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天气病地气因而不利也；大便溏而不爽，或濡泻者，肺与大肠相表里，心与小肠相表里，天气病地气因而不调也”。

3.2从三焦辨证论治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通过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三焦辨证，其中不乏诊治伏暑的经验，这对后世医家研究伏暑，具有启迪、指导作用。

上焦篇论述了太阴伏暑的辨证论治：“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无汗者，银翘散去牛蒡、元参加杏仁、滑石主之”；“太阴伏暑，舌赤口渴汗多，加减生脉散主之。”中焦篇论述了邪在阳明的证治：“暑温蔓延三焦，舌滑微黄，邪在气分者，三石汤主之。邪气久留，舌绛苔少，热搏血分者，加味清宫汤主之。神识不清，热闭内窍者，先与紫雪丹，再与清宫汤。”“暑温伏暑，三焦均受，舌灰白，胸痞闷，潮热呕恶，烦渴自利，汗出溺短者，杏仁滑石汤主之。”下焦篇论述了邪入少阴、厥阴的证治：“暑邪深入少阴消渴者，连梅汤主之。心热烦躁，神迷甚者，先与紫雪丹，再与连梅汤。”“暑邪久热，寝不安，食不甘，神识不清，阴液元气两伤者，三才汤主之。”

3.3从脏腑论治

3.3.1从肺论治暑邪从口鼻吸受，先伤气分，肺朝百脉，又为娇脏，易先伤肺，故应从肺论治。《温热论》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病条辨》：“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伏邪在肺，易于炼液成痰，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伏暑烦渴而多热痰者，于消暑丸中每两入黄连末二钱，名黄连消暑丸”；《医学入门》：“其暑邪伏久伤肺，喘咳烦渴气促者，宜清肺生脉饮”；清代王士雄《回春录》：“伏暑在肺，必由温散以致剧也。但清其肺，则诸恙自安。”《李翰卿医学全集》：“伏暑在肺，本该用温散，却误用温补，致肺气不能清肃下行，治宜泻白散合清燥救肺汤。”

3.3.2从脾胃论治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然脾与胃以膜相连，伏暑为暑湿之合邪所致，故易伤及脾胃而为病。传胃而暑重湿轻者，用新加白虎汤加连翘、牛蒡子，辛凉透发，从疹而解。传脾而湿重暑轻者，先用大橘皮汤加茵陈、木通，温化清渗，使湿热从小便而泄。清代张璐《本经逢源》：“消暑丸，治伏暑引饮，脾胃不和”，清代顾俄卿《医中一得》：“第伏暑之病，邪居足太阴脾为多，用升葛从脾胃提出伏邪”，均提出从脾胃论治伏暑的方法。

3.3.3从肝论治暑邪邪伏日久，从阳化热，木火内燔，风阳扰动，则需从肝论治。明代张司农《治暑全书》所谓“暑入肝经则麻木”。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夏秋伏暑发热，非冬月，乃误表禁食，胃气受伤，致肝木上干胃土，蛔虫上出，遂成重病，常有厥逆之虑，拟进泄肝和胃。又脉虚，舌赤消渴，伏暑热气，过卫入营，治在手厥阴。”可见伏暑易于传变入肝，在治疗时应注意调肝和胃。

3.3.4从心论治暑为阳邪，易袭阳位，心属离火，故暑易犯心。对此，明代《普济方》中记载酒或赤茯苓散（出自元代孙允贤的《医方大成》）治心经伏暑。《证治准绳·杂病》中有心经伏暑赤浊者，四苓散加香薷、麦冬、人参、石莲肉的治疗方法。邪传至心包，又分为顺传和逆传。顺传者，明代孙文胤《丹台玉案》：“然暑初入，自口鼻牙颊达于心胞络，以火从火”；逆传者，《重订通俗伤寒论》:“热陷心包神昏，非痰迷心窍，即瘀塞心孔，必用轻清灵通之品始能开窍透络”。

3.3.5从肾论治暑邪伏于三焦膜原多伤下焦元气，薛生白曰：“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达脏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多伏于膜原”。暑湿合邪，湿性重浊趋下，则暑从湿趋于下焦，故应治肾，温阳化气、益气缩尿，用以右归丸合缩尿丸。

3.4其他并发症的治疗

伏暑发病于气分可见高热烦渴，发病于营分有斑疹隐隐等症；暑湿夹滞易阻肠道出现相关胃肠症状，暑湿郁阻少阴出现寒热似疟等症。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记载：桂苓甘露饮治伏暑发热烦躁，水道不利；雄黄治伏暑泻痢；十味香薷饮治伏暑身体倦怠、神昏头重吐泻等证；缩脾饮（《局方》）解伏暑，除烦渴，止吐泻霍乱；来复丹治伏暑泄泻；紫苏汤治伏暑闷乱；酒蒸黄连丸（《局方》）治一切热泻便血，并伏暑发热。吴鞠通提出：“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复花汤主之。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此为肝络不和，水停胸胁，伏暑并发胁痛。清代元简《金匮玉函要略辑议》：“三因方、五苓散，治伏暑郁发黄，小便不利烦渴，用茵陈煎汤调下，严氏济生方、加减五苓散，治饮食伏暑，郁发黄，烦渴小便不利”。

3.5预后

伏暑发病的一大特点是过时而发，且初起症状类似感冒继而形似疟疾，故易失治误治。而伏邪发病的内因为正虚，又邪伏日久，故此病病位深、病情重。何廉臣“伏暑解期，以候为期；每五日为一候，非若伤寒温邪之七日为期也。如第九日有凉汗，则第十日热解；第十四日有凉汗，则第十五日解；如无凉汗，又须一候矣。以热解之先一日，必有凉汗，此余所历验不爽者。”俞根初“邪既尽，而身犹暮热早凉者，阳陷入阴，阴分尚有伏热也，可用清燥养营汤加鳖血柴胡八分、生鳖甲五钱、青蒿脑钱半、地骨皮五钱，清透阴分郁热，使转出阳分而解。”清代林佩琴《类证治裁》：“伏暑后失调，脉虚疾，头晕热渴而烦，虚风上巅，议苦辛泻热，佐以甘润。山栀、甘菊、丹皮、麦冬、柴胡、天麻（煨）、党参、花粉、甘草、嫩桑叶，二服而愈。”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资助项目（编号：ZH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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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姜德友（-），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方治疗疑难杂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龙江医派研究，E-mail：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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