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年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其前身为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办的《中医年鉴》，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年鉴》，至今已连续编撰出版36卷。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将《中国中医药年鉴》分为行政卷和学术卷两部分，行政卷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承办，学术卷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以下简称《年鉴》）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中医药学术成就和学术进展的综合性、前沿性、权威性、史料性工具书，也是一部属于国家历史档案性质的工具书。
中药理论概述
年，有关中药理论研究方法多样，内容丰富、广泛。中药理论包括药性（气味、归经、毒性等）、配伍、禁忌、炮制、效用等多个方面。
●药性理论研究●
汪鑫等提出中药五味文化是中医五行文化“背衬”下形成的，具有形上哲思，形下推理，宏微观思维结合的特点。在道通为一、天人合一概念域中认识五行概念，在五行概念域中认识五味，将阴阳五行、四气五味学说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参透中药五味的真正价值。认为中药五味文化体现了中医药认识事物独特的主客交互的意义建构方式，它不仅对传统静态知识点的思维方式具有启迪，而且对现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科学价值。
归经的研究。戴缙等发现药物归经、引经药、药引、方剂归经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很容易混淆，提出引经药、方剂归经理论的形成都源于药物归经，药物归经是前提，因为药之有性，或升降或沉浮才逐渐细化衍生出功专引导其它药物入某一脏或某一经的引经药，或是专入某一经或对某一类疾病有专门主治作用的一类方剂。
钱晨等认为中药炮制学中的归经理论与药剂学中的靶向制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是通过制剂学手段，改变药物在体内的转运行为，达到减少毒副作用，增强治疗效果的目的。只是归经主要以中医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所治病证的临床疗效为依据，总结药物的选择性作用；而靶向制剂学说则是从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细胞器等角度出发，以具体数据为支撑，探讨药物的定位及富集。本质上，两种提法所解决的是同一问题。所以有人提出炮制品的有效成分及其受体靶向学说是归经的物质基础。根据相关文献，选取了“醋制入肝，盐制入肾，酒制升提”的相关研究，探讨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为解释中药炮制的归经理论提供一定的参考，为寻找靶向制剂的新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滕杰等建立了吴茱萸的次生代谢物成分-作用受体的复杂网络，以至少与5个化合物高度选择为条件，选取蛋白受体，并将受体组织器官分布、功能与吴茱萸归经脏腑循经器官与功效互相比较应证。结果共获得吴茱萸的次生代谢物高度选择作用的34个受体，其分布和功能与吴茱萸传统归经的循经解剖器官组织归位及功效高度一致。提示应用本方法从成分作用受体角度说明中药归经的现代科学物质基础及机制，将助推归经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毒性的研究。孙婉等采用HPLC测定江油附子煎煮0、30、60min后水煎液中3种毒性成分含量变化，并以ICR小鼠进行急性毒性检测。结果显示，附子0min水煎液中乌头碱、新乌头碱、次乌头碱含量分别为97.28、.28、μg/g；30min水煎液中3种成分含量分别为2.23、1.87、8.52μg/g；60min水煎液中3种成分含量分别为0.00（检测不到）、1.88、2.95μg/g。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附子0min和30min水煎液均有毒性，而60min毒性不显著，基本可以定义无毒。结果表明，附子可以通过延长煎煮时间达到减毒的目的，以60min以上为安全煎煮时间。本实验为附子在临床上的安全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刘睿等简介网络毒理学的概念，分析了网络毒理学的研究思路，总结了相关毒性预测工具与软件，概述了毒性预测的方法与研究思路，重点概述了网络毒理学在中药肝毒性、肾毒性成分、心脏毒性成分与急性毒性成分预测中的具体应用，为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网络毒理学及其在中药毒性成分预测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配伍理论研究●
朱丽娜等从独立成方“角药”、方剂主要部分“角药”、方剂次要部分“角药”以及多组“角药”联合等4个方面，对经方中的半夏“角药”进行梳理，深入挖掘半夏在经方中的配伍特点。王克丹等从半夏反附子的源流、现代研究和运用现状，探讨了附子与半夏可否配伍运用的问题，以分析附子与半夏配伍的合理性。最后得出以下结论：附子与半夏配伍尚不能确定为常规用药禁忌。提出在谙熟医理、辨证准确的基础上，附子与半夏可在临床中合理配伍运用。张智华等分析吴茱萸的12组常用药对，如吴茱萸-大枣、吴茱萸-生姜、吴茱萸-桂枝、吴茱萸-黄连等，发现其增效减毒的配伍方式包括配甘缓淡渗药、辛散温通药、酸收涩敛药和苦寒泻火药等。
李鹏认为生姜、大枣合用时，在不同的方中与不同中药配伍，其功效和作用也有差异。与解表药配伍，发汗解表，调和营卫，可治外感风寒；与健脾和胃药配伍，益脾气，补中焦，和胃气，止呕逆，可治脾胃虚弱、胃脘痞满；与苦寒重镇药物配伍，可减少苦寒伤胃，重镇碍胃，以顾护胃气；与药性峻猛之品配伍，可缓和药性。王攀红等认为，方剂多维气味配伍理论涉及君臣佐使，寒凉温热，升降浮沉，七情和合，五味配伍强调平淡，符合中医学的整体思维。
卢晨霞等应用HPLC技术对赤芍-牡丹皮药对共煎物及单味药材水煎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芍药苷在共煎物中的含量比赤芍单味药水煎物提高了5.3倍，丹皮酚在共煎物中的含量与牡丹皮单味药水煎物无明显差别。提示赤芍-牡丹皮药对配伍的物质基础可能为芍药苷含量的增加。李莉等采用乙醇超声法和水回流法提取连翘金银花药对的有效成分，以芦丁和绿原酸、獐牙菜苦苷、獐牙菜苷、连翘脂苷A、木犀草苷、连翘苷和槲皮素作为评价指标，利用HPLC法测定其有效成分含量，并比较配伍前后的变化。结果配伍后的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配伍前。
肖芳等采用改良Franz扩散池，以小鼠离体腹部皮肤为透皮屏障，研究雷公藤与白芍配伍后对雷公藤甲素和2种生物碱类成分（雷公藤吉碱、雷公藤次碱）透皮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雷公藤与白芍配伍经皮给药能降低毒性成分的透过量，同时不影响主要活性物质雷公藤甲素的透过量，达到了减毒增效的作用。向丽等研究发现，大黄-黄芩配伍后对内毒素血症模型大鼠肝脏的炎性损伤有较好的改善作用，认为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阻断p38MAPK炎症通路中的p38、ERK和JNK的磷酸化作用，从而减少了细胞因子IL-1β和IL-6的释放。
●禁忌研究●
庞春燕认为中成药成分复杂，临床医师难以熟记每种中成药的组成，况且有些品种的药品说明书还存在药物组成不全的情况，运用时难免触犯“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禁忌，故而对中国医院存在配伍禁忌的中成药品种进行了归纳总结，以供临床医师和药师参考。杨晶晶等通过查阅古今文献，从用量、配伍、病证的角度，探究细辛的临床运用，并提出“细辛不过钱”的限制仅适用于丸、散剂，认为细辛的临床运用剂量应根据剂型、煎煮方法、产地、用药部位酌情调整，临床中还应注意细辛的配伍与证候禁忌。
荆敏琪等从化学物质基础层面，以苦参和藜芦二者的配伍比例为变量，采用HPLC法研究了苦参单煎液、藜芦单煎液与不同配伍比例合煎液中氧化苦参碱、苦参碱和藜芦胺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苦参藜芦配伍后，苦参中有效成分的溶出被抑制，藜芦中毒性成分的溶出有所增加。从中药“十八反”的内涵，即“增毒减效”方面考虑，二者为相反配伍。这可能与二者的主要成分均为生物碱有关。
●炮制理论研究●
王思齐等通过整理分析古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淡豆豉的炮制历史沿革进行考证。发现淡豆豉的发酵生产工艺在《食经》中有记载，在《齐民要术》中的记载也已经相对完善。早期豆豉不分咸淡，明代医家逐渐认识到“咸”“淡”豆豉的差异，多数医家认可“药用淡豆豉”的观点，这使得后世对淡豆豉的发酵炮制工艺有了更多明确的记载。近代以来淡豆豉发酵制备各地各法，原辅料及发酵工艺各有特色。目前淡豆豉的炮制以《中国药典》（年版）收载的桑叶、青蒿发酵工艺为主。焦红红等全面概述了古今黄芪炮制的方法，探讨其炮制机理。发现自汉代开始至明清时期，记载的炮制方法共有30多种，传统炮制理论成熟。目前流传下来应用普遍、研究最多的主要为蜜炙黄芪及黄芪片，其他方法及其炮制品已不是研究及使用的主流。提出历代沿用的酒制、米制、盐制等黄芪炮制品确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被进一步继承创新。
梁真指出中药炮制中“火候”是炙、炒、炮、煅中药药料过程中对于炮制火力、操作时限，以及饮片形、色、气、味、质的把控程度，如何恰当拿捏“火候”不仅关乎炮制成品的质量，亦与中医组方用药的安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息息相关，故炮制“火候贵在适中”。张志国等认为目前中药炮制在净制、切制、炮炙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应注重经验总结与实践操作，加强对中药炮制人员的培养与传承，加强炮制工艺的规范及建立饮片质量标准等重点问题的研究，提高中药炮制的水平与质量，以促进中药炮制的健康发展。
陈海鹏等以人正常肝细胞LO2为研究对象，采用MTT法检测川楝子不同炮制品对LO2细胞活性的影响，并测定线粒体复合酶Ⅰ、Ⅱ、Ⅲ、Ⅳ的活性，以探讨川楝子炮制减毒的原理。结果发现，川楝子各炮制品体外对LO2细胞的毒性作用顺序为：酒川楝子＞生川楝子＞焦川楝子＞盐川楝子＞醋川楝子；与正常组相比，川楝子生品对线粒体呼吸酶链复合物酶Ⅰ-Ⅳ活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与生川楝子相比，醋炙品可显著降低对线粒体呼吸酶链复合体Ⅰ、Ⅲ的抑制作用；炒焦品可显著降低对线粒体呼吸酶链复合体Ⅰ的抑制作用；盐炙品可显著降低对线粒体呼吸酶链复合体Ⅰ的抑制作用。表明不同川楝子的炮制品均在体外对LO2细胞具有毒性作用，炮制可降低川楝子的体外肝毒性作用，其炮制减毒机制可能与线粒体功能障碍减轻有关。
彭诗涛等利用CM-5分光测色计、TMS-Pro质构仪等检测仪器，以颜色、质地、3种单酯型生物碱含量、麻舌感结合3种双酯型生物碱含量、7种水溶性生物碱含量等为指标，以《中国药典》（年版）中“炮附片”为参照，采用综合评分法从古代干热法、现代烘烤法、清炒法和砂烫法中筛选质量较优的炮附子饮片。结果发现，现代烘烤法和砂烫法炮附子毒性成分含量低，有效成分含量高，且无胆巴液浸泡工序、操作简便易行、生产周期短。故而认为现代操作的炮附子炮制方法，值得挖掘与传承。王煊镇等采用动物实验方法研究柴胡的不同炮制品对于热性中药致虚热大鼠的干预作用。发现柴胡的不同炮制品对于大鼠的虚热证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干预作用。不同炮制品在退虚热方面各有侧重点，如酒柴胡、柴胡侧重于调控机体产热方面，鳖血润柴胡则偏向于糖代谢方面的调节，鳖血炒柴胡则主要控制肝脏的能量代谢等。
●效用理论研究●
王惠等结合古代本草文献记载，探索中药材的生长环境与其药性、功效之间关联性的认识。结果发现，沙漠干旱地区的药物常具有祛风湿，祛痰止咳或温补肾阳的作用；水生及沼泽植物一般性寒，能利水；生于寒冷环境的药物常具有补气温阳、祛风散寒或滋补强壮的作用，这种性能和生长环境是相反的。生于热带环境的药物常具有温里散寒的作用，这和其生长的温热环境是一致的。滕磊等基于《长沙药解》，认为黄芩入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善清相火；黄连入手少阴心经，善清君火；黄柏入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善于疏肝脾泻湿热。王玉环等通过系统梳理历代主流本草对桂枝功效及功能主治的相关记载，整理归纳出桂枝有“解肌发表，调和营卫，温经通脉，助阳化气利水，平冲降逆，补中益气，平肝，散下焦蓄血”的功效，而“补中益气，平肝，散下焦蓄血”的功效未被《中国药典》（年版）载入，有待进一步实验研究及临床考证。
杨世雷等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典籍，发现虽然历代医家均认为大黄有“攻积导滞、泻火解毒、活血祛瘀”的效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医家对大黄的认识逐步加深，如汉代在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方面，魏晋时期在除痰实、肠间结热方面，唐代在利水肿、主小儿寒热方面，宋代在四肢冷热不调、温瘴热候、补心方面，金元时期在治疗冻疮方面，明代在瘟疫阳狂、斑黄谵语方面，清代在止吐衄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使大黄的应用更加广泛。张晓乐等结合历代本草文献，认为石膏质重气轻、性辛甘，微寒非大寒，能除烦不能生津止渴；解肌发汗只发身有实热之汗，不能发新受之风寒也；能凉解郁热，消除因热致郁而痛者。无论内伤外感、偏虚偏实，确有热者，投无不宜；合理配伍，对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或因郁致热，因热致郁等证亦无不宜，即使大剂量运用亦无寒凉伤中之弊。徐菁晗等梳理了历代文献，并以临床应用、实验药理为佐证，从量效角度剖析柴胡，从而得出小剂量柴胡行升举阳气之功，中剂量行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功，大剂量行和解少阳、解表退热之功，过量久服有“耗气伤阴”之嫌的结论。
曾梦楠等研究了葶苈子（2.34g/kg）、薏苡仁（7.00g/kg）、车前子（3.50g/kg）的利尿作用及其利尿机制。结果发现，3味药材都具有显著的利尿效果，对肾脏无明显损害。主入肺经的葶苈子对利钠肽系统影响较大，主入脾经的薏苡仁对胃AQP3影响较大，主入肾经的车前子对钠氯转运以及肾脏AQPs影响较大。
●药性认识与新技术
结合研究●
韩彦琪等报道，五味药性具有多方面的科学内涵，其中滋味、气味既是五味的“原语义”，又是五味界定的最主要的依据之一。电子舌、电子鼻等仿生技术是判定滋味、气味的客观方法，可作为五味药性判定研究的可行手段。而基于药物分子-味觉、嗅觉受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子对接技术可直接触及分子微观世界的形象表达，借助计算机对微观分子进行操作，对揭示中药性味物质基础和微观分子作用机制提供可行的研究方法。刘惠等报道，人体与中药具有相同“印迹模板”的巨复超分子体系，不同类型（热、寒性）中药有效成分群（客体分子）与不同状态下人体（主体分子）以非共价键发生结合，通过释放（或吸收）能量，能够纠正人体由于受到外界寒邪/热邪侵袭而造成机体超分子自识别、自组织、自组装、自复制过程发生偏移的情况，使机体回归正常状态，宏观上表现为中药四性。提出了中药四性研究的体内、体外两类方法，体外方法包括物理内能法和主客体分离及制备超分子聚合物的方法；体内方法包括生物体热研究、动物行为学观测法、体表温度观测法。超分子“印迹模板”理论是研究中药四性的有效工具，而超分子化学理论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融合必将成为推动传统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助力。戴逸飞等报道，构建寒热中药成分数据库，通过活性成分筛选及网络打靶构建有效成分-靶点网络，通过网络分析筛选出关键靶点，并以此构建靶点-疾病网络。结果通过网络分析得到寒性中药网络中有PTGS2、PTGS1和SCN5A关键靶点，热性中药网络中有GABRA1、PTGS2和PTGS1关键靶点；寒性中药对于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癌症及心血管疾病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而热性中药在阿兹海默症、疼痛、认知障碍、焦虑症、帕金森症等精神类疾病方面显示出一定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基于系统药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寻找寒热药性的关键靶点和疾病网络，为深入诠释寒热药性的生物学本质提供有益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撰稿：陈仁寿陆跃审阅：瞿融）
编委简介
陈仁寿，博士生导师，年《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编委。国家药品审评中医药理论与方剂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献与流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药学会理事及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主持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20余项以及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3项。主编《中药大辞典》（第二版）《临床实用中药辞典》《国家药典实用中药手册》等著作50多部和《中医文献学》《本草学概论》《中医药文献研究与利用》等教材，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瞿融，博士生导师，年担任《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编委。长期从事中医方剂学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工作，多次赴境外从事教学和交流。曾作为常务编审组主要成员参予编撰《中华本草》。主持或参加国家及省级科研及教学课题近20项，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作为主编、副主编编写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20余部。曾获全国优秀教学软件奖和江苏中医药科技奖。
《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