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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12年亚洲周刊14期

《亚洲周刊》（YazhouZhoukan，YZZK）创刊于年12月，在香港编辑发行，是全球第一本、且是目前唯一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为全球华人提供每周最新的区内及全球时事信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及华人的价值观报导和分析新闻，也是国际华商的信息平台。

摘要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相比起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中国的死亡率低，中医药被视为抗疫功臣。中医药治疗总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主要是能够降低死亡率、缓解患者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患者转为重型患者，成本低廉，功效卓著。中医药在中国取得的治疗成果也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并在疫情中走出国门，支持海外，向意大利捐赠了「连花清瘟胶囊」等中药救急。图片来源：亚洲周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如同死神的阴影笼罩在地球上空。在发达国家意大利，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十。但在疫情源起的中国，死亡率则在百分之四左右，而中医药被视为其中一个功臣，在全球抗击疫情中，异军突起，广受瞩目。在疫情重灾区武汉，主要收治轻、医院就使用中医药治疗，中国在治疗新冠肺炎当中，百分之九十一的确诊病例都使用中医药治疗。参与这次抗疫的中国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指出，中医药治疗总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主要是能够降低死亡率、缓解患者症、减少轻型、普通型患者转为重型患者。中医药在国内取得的治疗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中医药正在疫情中走出国门，北京就向意大利捐赠了十万盒的「连花清瘟胶囊」。「清肺排毒汤」是中医治疫的代表作，在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提到，不论是轻、普通型、重型的患者，都建议处以「清肺排毒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组长仝小林指出，十省共一千二百六十一名服用排毒汤的患者中，一千零二例治愈，四十名重症患者中，则有二十八例出院，十例情况好转，有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中医药除了治病以外，另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治疗成本较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闫聪说：「一个人用中药的费用是一天一两百人民币，约三十美元，但如果用呼吸机，或者叶克膜（ECMO）的话，起始价格是『数以万计』的。」中国治疗瘟疫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传承过程中，张仲景几近是第一个可考的「圣人」，被尊称为「医圣」，和上古医师扁鹊不同，张仲景留下了确切的医书《伤寒杂病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赛美说，「广义的伤寒，即一切外感病」，即「伤寒论」就是中国最早面对传染病的证据，而根据史家考证，张仲景当时面对的瘟疫就是鼠疫。在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以「普济消毒饮」治时疾「大头瘟」（类似今之腮腺炎），活人无数。因此以同一方剂处理流行病，尤其是在疾病初期，有一定基础。时至今日，中医治新冠肺炎，以至十七年前的非典型肺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伤寒杂病论》仍是论证辨治的「圣经」。治疗新冠肺炎最主要的「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药），以及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方）。其中清肺排毒汤就源于《伤寒论》。张仲景留下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当中就有一百七十八道方。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代表作清肺排毒汤，就脱胎自《伤寒论》中的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另取时方藿香正气散，加减组合而成。尽管中医整体治愈率高，但中医能否阻遏病情转重，以至处理重症病人，则是更重大的考验。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认为中药抑制了疫情的蔓延。二月初到二月中旬，从「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当中诊断出确诊新冠患者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吃药十多天之后，二月中旬降到百分之三十，二月底降到个位数。另外，医院采取中药为主的综合治疗，张伯礼亦表示他所在的方舱五百六十四名患者中，无一例转为重症，在他了解的十几个方舱，一万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中药，各个方舱的转重率基本是百分之五左右。

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西医绝望，中医力挽狂澜

至于治疗重症，李赛美提到医院的唯一危重病人彭女士，在西医无力救治下，由中医力挽狂澜，她说，病人怀孕三十五周，刚进行剖宫产，大小便不通、白肺，后来出现黄疸，而且用上叶克膜（ECMO）机，情况危急，但经过中药浓煎，鼻饲灌胃治疗。二天后的二月十日，病情已有明显好转，直到三月八日，患者已完全脱机，三月十三日，患者恢复饮食，已能下地走动。反映了中医不仅仅是调养，同时可以治病、治重症。

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从SARS到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与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都是难解之症，也同样出自冠状病毒这个「家族」。两次面对不治之症，中医药同样异军突起，在治愈病人、减少后遗症上有卓著贡献。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亚洲周刊就曾报道《中药治疗非典大幅减死亡率》，指出在当时，中医治疗非典的药效很明显，减低中国大陆的死亡率至百分之四点八，比香港的百分之十二点三低得多。广州中医院当时就取得了「三个零」的好成绩，即「患者零死亡、零后遗症、医护人员零感染」。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韩嵩（MartaHanson）也说：「从世卫组织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药物和药材）的报告，SARS期间，中国有约百分之五十二病人采用这种结合方法治疗。从这个历史基础和临床经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新冠肺炎患者接受中西医结合。」

而在新冠肺炎，广东的中医力量仍发挥重大作用，继承了当年的经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赛美指出：「借鉴应对非典的经验时，一开始判断新冠肺炎是『温疫』病，及后，仝小林院士发现情况有些不一样，患者的舌苔普遍厚凝，消化道症状突出，而武汉那段时间雨水较多，天气寒冷，因而提出『寒湿疫』。后来判断新冠肺炎『疫邪』同时具有『温、湿、寒』的特点。」

医院、医院提出的「肺炎一号方」，也延续了非典期间以清热为主的思路，二月期间，中医科主任谭行华指该科收了约六十名病人，皆服用「肺炎一号方」，只有二人病情加重，其余皆告好转。

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中医认识新冠肺炎的转变

在第二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医药正式纳入了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这代表国家卫健委认为中医药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此版本对中医的论述仅有一行，而直至第三版治疗方案，才开始有较详细的论述。而现时最新的第七版治疗方案，则将新冠肺炎的病情分为轻型、重型、危重型，并对不同病情之病者的典型证型，建议使用相应的中药处方。

自第六版方案起，不论轻型、重型、危重型病人，均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本方取中国东汉时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小青龙汤，另取时方藿香正气散，加减组合而成。此方甚能代表专家组对于新冠肺炎的理解，专家组认为本病是因为肺部气机被病邪所遏，兼有湿邪积于肠胃及肺部，因此以宣肺、化湿、利水为主。

外界对于清肺排毒方能否有效治疗新冠肺炎有许多质疑，而尝试以单一方剂处理不同病情之病人，是否与中医之个性化治疗相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维前（VivienneLo）对亚洲周刊说：「中国传统药典的威力在于客制化药物，因此技艺掌握在熟练的医生手中。」换言之，在不同水平医师手上，效果亦会有落差。

中药注射液起争议

而对于重型及危重型病患，《诊疗方案》更建议使用中药注射液。不过，中药注射液争议很大，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使用，为将单味或复方中草药以现代方法提取，再直接注射于人体内，现时只有中国大陆使用。然而，行内对于中药注射液的争议甚大，其事故频生，甚至引起病人死亡，多年前，鱼腥草相关的注射液因容易引起严重过敏反应，被药监局叫停。《二零一八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更指出，中药注射剂药品的不良反应占中药总体报告数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三。除中药注射液以外，诊疗方案第七版推荐的中成药中，位列重症建议用药的「安宫牛黄丸」包含朱砂、雄黄等四种强毒性成份，在台湾朱砂被列为禁用药，香港则被列为毒性中药。而在疫情初期，武汉病毒所及中科院联合发表研究报告，指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获得《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曾引起抢购潮，但据《扬子晚报》报道，二月九日江苏医院，药效受到质疑。

中医遇上现代科学

中医要真正国际化，还面临众多问题，既有国内本身的规范化问题，也有着中医理论难以与科学标准对接的问题，要真正走向世界，获得现代科学认可，仍有漫漫长路要走。中医在国内体制能自圆其说，在数据上也似乎取得了长足的成果，但面对现代科学则是另一番光境。现时科学界仍有两派声音在争持，一是肯定中医的经验以及药方，并以科学手段加以辨证，但对中医理论有保留。另一派则认为中医理论本身是另一套知识论体系，不应该以西方科学理论加以理解，主张在中国文化脉络去理解中医。中医药在新冠疫情的统计数字上表现亮丽，但与此同时也备受科学考验。这些统计数字很少使用科学的随机对照双盲原则，以进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Double-blindrandomisedcontroltrial)，而双盲试验则是现代科学试验最为普遍的科学方法，使试验对象、试验人员互相不知哪些对象属于对照组和试验组，以避免主观判断影响实证结果。但这些在新冠疫情中鲜有进行，首个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药临床试验「化湿败毒颗粒」也是刚刚于三月十八日才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进行。

中西医哲学观截然不同

中医何以对于从未预见之疾病，用现有的药物提出治疗方案呢？这源于中医的自然观的「宇宙论」框架，再将世界中的事实经验，对应于框架之内而成知识。故此在中医理论框架下，即使新冠肺炎为新的疾病，但此病可作用在人体的病理机制是在理论框架之内的，即是咳嗽、高烧、呼吸困难等新冠肺炎常见的征状，主要作用于肺部，治疗上只要针对肺病的特点，即可起一定作用。而现代科学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二十世纪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所提出的「可否证性」是一个较广为接受的观点：凡是可以被实证方法所否证的，在一个理论或知识被否证前，我们仍然当该理论或知识为正确。单单是无可否证的「宇宙论」，现代科学就已经不能接受，更不用去探讨内部的理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使中医理论的传播受制于中华文化圈，即使在中华文化圈是被认为有效的，却很难得到现代科学的认同。这套自然观每每受到批判时即动引圣人，引经据典，在主流科学世界很难被受，难以进行跨文化对话。

图片来源：亚洲周刊

中医走向世界医学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的谈话曾提到「把中医中药知识同西药知识结果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国著名传染病学家钟南山也多次提到，中医要往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发展，希望中医能走向世界，不单是本土医学。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展现了硬实力，大力援助意大利、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其中连花清瘟胶囊备受注目，中国往意大利捐赠了十数万盒。但这是否代表中医能走向世界，为主流医学界所接受呢？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闫聪比较乐观，他说：「中医药在海外新冠肺炎的预防和治疗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指出：「北京医院也针对德国的环境和疫情特点，医生们带领患者练习太极气功、八段锦，达到强身健体、让身体攒足能量对抗病毒的效果。其次，根据德国天气湿冷，恰逢流感季节，痰湿体质偏多等特点，借鉴国内的防疫经验，拟定了专门针对德国患者的『防疫汤』，发给患者服用，以消除疾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中国仁康中心资深讲师罗维前（VivienneLo）则对亚洲周刊说：「青蒿素的故事(artemisininstory)广为人知，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历史研究，测试更多药材和药方，将能用以医治传染病。」罗维前也寄望全球携手合作：「这将会是一个全球计划，如果成功，也不会光是传统中药而已，我们需要利用筛选有效的药用成份、复制统一的药物和把它大量生产，这将会令这种药物不再是传统或民族性的药物。」展望中医成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韩嵩则很支持「中国采取中医药材和西医药物综合治疗的方法」，他指出：「中药对治疗非典和新冠肺炎患者的贡献，除了特定的配方外，主要是在于如何根据每个患者的生理状况变化，而非直击病原(ontologicalcauses)式治疗，或寻找通用的治疗方法。」韩嵩认为在目前「未有如疫苗或有效药物通用治疗的情况下，医生只能透过阅读症状、敏感性和体征，协助每名病患根据生理状况制定干预性治疗」。在这个情况下，韩嵩认为：「中医学的医学推理、照顾发热性疾病的药材传统，应考虑如何结合西医，对抗病毒。」同时，韩嵩也认为，「中国经验」很难在西方应用，韩嵩曾撰文《东亚中国的健康与卫生》(HealthandHygieneinChineseEastAsia-PoliciesandPublicsintheLongTwentiethCentury)，他指出，「生物医学、医院、诊所以及健康保险政策，将其以外任何东西都视为补充，又或者简单被视为迷信」，同时「西方人因为媒体的语言障碍，不能使西方读者看了全面的故事，尤其是东方中医和西医的互动，也不能理解中国的举措」。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赛美也认为：「中医是外国的自然疗法不能比拟的，中医在中国传承五千年没有断代，与时俱进，历代医家都将各自智慧融入到传统医学体系之中。外国只是较小范围的传播，而中医则一直在传承、发展。」比起西方的自然疗法，有凌驾性的优势。

东汉与罗马帝国的瘟疫

中国「医圣」张仲景诞生的年代，东汉末年（公元二至三世纪）正在发生严重瘟疫，是为「建安大瘟疫」。无独有偶，同时代（约公元二至三世纪），罗马帝国同样处于严重瘟疫，那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类交通发展的必然结果，丝路驳通东西贸易，也造成人类疾病在中亚大交换，回传到东西两大帝国。公元一六零年代从小亚细亚传播到意大利地区，史称「安东尼瘟疫」（AntoninePlague），疫情严重时罗马每天有二千人死，两场大瘟疫都造成东西两大帝国的覆亡。

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信息、物产的交换，而疾病也是相应的副作用，一如西方人入侵美洲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Exchange），除了带来巧克力、香烟、马铃薯，也交换了疾病、病毒。不论新冠肺炎来自何方、有否隐瞒疫情，客观结果都是全人类的灾难，一如一千八百年前的瘟疫。中医在中国的疫情里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治愈率达九成以上，尽管疗效、部分方案，以至原理都备受争论，但却是开启中医进入「文明对话」视野的机会，让中医走向「循证医学」、「科学化」，让实证检验传统中华智慧。

黄宇翔蔡京融（亚洲周刊）

伍康弘（亚洲周刊）

袁颢瑜李奕诗

李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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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医药治新冠肺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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