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安：

谈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你对于日本小柴胡汤事件的看法。

耕铭：

这里要借用一下黄继斌的观点，这次事件或多或少是有猫腻的。

在日本，以柴胡为主药的汉方制剂从年开始正式生产，在日本严格的医疗监管下使用至今。日本人用柴胡剂和中国人不一样，喜欢一用就用好几年，这也为我们观察柴胡的副作用提供了绝佳的样本。他们发现柴胡剂有哪些副作用呢？我们打开日本生产的“小柴胡汤”等药物的说明书，即一目了然。

副作用如下：

皮肤：发疹、发红、发痒。

其他：频尿、排尿痛、血尿、残尿感。

罕见有下列的危重症状。如果出现，请立刻接受医生的诊疗。

间质性肺炎：上楼梯时气喘吁吁，出现胸闷、干咳、发热等现象，这些症状或突然出现，或持续发生。

假性醛固酮增多症：手脚的疲倦、麻木，四肢肌肉无力感，肌肉痛及软瘫多尿、烦渴抽搐。

肝功能障碍：发热，发痒，发疹，黄疸，黑尿，褐色尿，全身的疲倦，食欲不振等。

其中的间质性肺炎很罕见，年至年10年间，日本每年服用小柴胡汤的人数为万～万，其中并发间质性肺炎例，死亡10例，发病率不会高于13/000，死亡率不会高于1/0000。而间质性肺炎的自然发生率，在美国20/000～40/000。

也就是说，小柴胡汤诱发间质性肺炎的概率，甚至低于自然发生率，更远远低于干扰素、抗癌药、免疫抑制药和抗风湿药，所以，至今小柴胡汤在日本未下架。

那为何又有不少人对柴胡剂如此反感和抵触呢？我总结了七方面原因：

第一，叶桂的“柴胡劫肝阴”的临床扩大化。实际上，“柴胡劫肝阴”这一结论的得出与日本的小柴胡颗粒事件是如出一辙的，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以偏概全。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大量临床病源积累，本身不具说服力。我想，叶桂所用柴胡，恐为南柴胡，而仲景所用柴胡当为北柴胡，并且用量不小。这是药源上的差异，后人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忽略了柴胡剂本身的特性——高频率的瞑眩反应。柴胡剂是少阳之主方，对于少阳病“阴阳往来、正邪交争”的临床特性我在之前的课上着重分析过。胡希恕老先生在他的两部讲稿中曾多次反服强调过柴胡剂的瞑眩反应，有的时候，治病靠的就是这种反应，此即所谓的“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我在临床上对于瞑眩反应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也往往是“果子药、安慰剂”和医生本身的缘故，导致临床上竟都刻意避免甚至不知道中医还有瞑眩反应，视之为狼豺，怕惹上责任，另外也有患者本身的不理解与不配合。对于这些瞑眩反应我们作为医生的都应该事先跟患者打好招呼，双方在互相理解与配合的前提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三，不可避免的是，是药三分毒。病愈即停，我们不主张终身服药。但人们往往不理解中药本身的特质，却对干扰素、抗癌药、免疫抑制药和抗风湿药的不良反应坦然受之。

第四，西药厂势力的联合打压。我们都应该明白，如今的医疗世界西医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诸多集团势力牟取利益的核心便在于制药。这种“剥削”制度的施行是“理所应当”而“正大光明”的，也是老百姓们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技术，所以只能被动地任其“宰割”。因此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抗衡，结果必定是中医处于劣势，但这却与临床疗效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却是形式主义与垄断主义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垄断势力为了打压中药，会故意通过“权威学术机构”放出夸大中药毒副作用的广告效应，使得人们在“科学化”的诱导下加深了对中药毒副作用的认识。沿着这条线索摸下去，我想，已经发生过的“毒胶囊”事件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又闹了一出“假疫苗”事件，单单受害者的数目就足以令人发指，更可怕的是，其背后的靠山和诸多联合势力更是石破惊天。负责疫苗管理和采购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32个部门，包括职能部门7个、业务部门17个、后勤服务部门6个、挂靠单位2个。中心编制人，现有在职职工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人，高级技术人员人，中级技术人员人，硕士研究生人，博士研究生35人，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职教授近40名，国家级专业委员会或学术团体委员20余人。这么强大的专业实力，却在长生生物的公关面前，轰然倒塌。来自山东17市的疾控中心的官员们几百人参加会议，为长生生物站台。都这时候了，却还在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你就知道25万多只失效疫苗是怎么进入21万多山东孩子们的身体里了。这就是目前中国“上行下效”的劣根性和顽固性，中国人明摆着在欺负自己！别的也不想多说了。

第五，中药本身的问题，尤其是假药！单单是附片，我之前就已经揭露过，这是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可惜的是，现在的人满脑子除了钱哪来的良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造的孽，迟早是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的！

第六，中医辨证论治的问题。就比如我之前讲过的“温、补、托、清”，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如果拘泥于成方和成法，一开始的“温、补”阶段你开小柴胡还不去黄芩，那必然是误治，长久服用下去而不考虑方子本身的寒热架构与阴阳的态势，就会出现长期服用小柴胡颗粒导致寒则阴凝的间质性肺炎和肝硬化，这绝对是医生的责任，根本原因在于《伤寒论》没学明白。说句不好听的，还在死套《方剂学》和《内科学》，没有把握住临床治疗的主动权。

第七，中国医家对于日本汉方的轻视。众所周知，日本汉方最常用且出口量最大的就是小柴胡颗粒，而在汉方诊疗体系中柴胡剂的应用频率最高，范围也最广。这是中国医家所不屑的，也就是所谓的“医者相轻”，称这些医生为“柴胡医生”，认为汉方体系废医存药，丢失了传统中医的特色与灵魂。由此，如今的很多医生和学生也都比较反感使用柴胡剂，从面子上就过不去。这实际上并非是柴胡剂本身的问题，也正是由于少阳区块的极度广泛性与可延伸性，才导致了日本医家对柴胡剂的高频率使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观上我们也要去承认它，更要深入学习与研究它。包括胡希恕、陈瑞春、梅国强、李赛美、黄煌这些公认的经方大家，都是运用柴胡剂的高手。